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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疗炎症性肠病时别忘了评估患者的心理状况

文献来源:NatRevGastroenterolHepatol.Jun;15(6):-.

近期，Gracie等人发起了一项针对成年克罗恩病(CD)或溃疡性结肠炎(UC)患者的前瞻性研究，发现了炎症性肠病（IBD）活动与心理障碍症状之间存在双向联系。

这项研究，是理解大脑和肠道如何在IBD疾病状态下相互作用的重要里程碑。

已有多项研究证实，内源性或外源性的肠道相关应激，会影响大脑及其信号系统。

此外，研究还发现慢性外周炎症与“脑-肠轴”（肠道和中枢神经系统之间的双向通信系统）的相关性，这表明炎症可能改变大脑的神经可塑性。

然而，关于记录人体“脑-肠”和“肠-脑”通讯，精心设计的研究很少。

在这项纳入名成年CD或UC患者，为期2年的研究中，观察到基线时不焦虑但处于活动期的炎症性肠病（IBD）患者，后续发生焦虑症状风险增加了近6倍。

基线处于焦虑状态的缓解期患者，后续IBD发作的风险增加了两倍，对激素和升级治疗的需求更高。

事实上，这种“脑-肠”相互作用的双向性并不太出人意料，因为相关作用机制已经在肠易激综合征（IBS）患者中得到证实。

此外，大家都非常了解慢性症状如何导致压力，如焦虑和抑郁。并且长期以来一直认为，心理健康问题可能导致身体健康问题。

尽管IBD患者伴有焦虑和抑郁症状已经比较明确，但这些心理症状与IBD活动之间的关系，直到近期才获得一些进展。

研究表明，心理症状与手术、住院治疗时间以及IBD医疗费用的增加相关。

此外，研究人员还开展了关于焦虑和抑郁症状与IBD严重程度之间的研究。结果发现，在出现焦虑和抑郁症状的患者中，IBD的病情更重，且疾病发作更频繁。

迄今为止，关于心理合并症与临床IBD复发之间的关系，持续时间最长的研究来自瑞士的一项IBD队列研究。研究纳入了名患者，随访9年，观察抑郁症状与临床复发之间的关系。

研究的评价指标，包括：疾病活动指数、疾病复发、疾病恶化，瘘管和狭窄、肛瘘、脓肿、IBD手术、激素及生物制剂的使用。

Gracie等人的研究，进一步验证了之前研究中发现的双向效应。

这项研究的特色之一，是在敏感性分析中纳入了疾病活动度的客观生化指标（粪便钙卫蛋白）。但研究的样本量比之前的研究小，这可能影响一些分析结果。

然而，对于心理健康问题可能加剧IBD的情况，人们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。

迄今为止，尚不能完全确定心理健康是否直接影响IBD病情。

目前研究的缺点之一是对行为因素控制不足，例如：治疗依从性，护理参与情况和“良好”的生活方式决策。

研究还需要持续足够长的时间（至少12个月，但最好是更长时间），才能发现生物学上可能的影响，未来的研究应该使用足够大的样本量，来澄清这些关系。

重要的是，必须使用客观的IBD疾病活动评估方法，例如粪便钙卫蛋白水平或内镜检查，以确保疾病活动是真正的炎症活动，而不仅仅是患者报告的症状（通常为炎症后肠应激综合征）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Gracie等人的研究，发现监测IBD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。

通过在IBD缓解期间控制焦虑和抑郁症状，可能优化患者结局，减少激素使用和升级治疗，并可能预防或延迟IBD复发。

即使没有实现这些获益，对于提高患者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，进行心理健康筛查和心理干预也是必要的。

此外，在常规护理中常常容易忽略精神疾病的护理。数据显示，IBD患者很少接受心理护理，并且接受护理的情况，并不基于IBD患者的精神症状的严重程度。

显然，现在是时候重新考虑在当前的IBD护理基础上，纳入精神心理服务。

通过精神疾病的筛查，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中检测出患者的心理障碍，并及时获得精神心理专业人员帮助。这最好是在IBD多学科团队中进行。

事实上，心理治疗并不是所有IBD患者的通用治疗手段。

心理治疗似乎在短期内改善了心理健康，但一篇发表于年的荟萃分析显示，心理治疗对IBD的疾病活动没有影响。

抗抑郁药物似乎更有希望作为IBD的辅助治疗，用于控制整体疾病活动。

近期一项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，评估了抗抑郁药在IBD中的作用，研究纳入了三项试验和一项观察研究，共包括名患者。

这项研究表明，抗抑郁药对IBD患者具有初步的疗效和安全性，使用抗抑郁药的患者，在焦虑、抑郁、生活质量和疾病活动的某些方面，均出现了改善。

其中可能的机制是，抗抑郁药通过补偿大脑中的递质缺陷来治疗抑郁症，同时抗抑郁药也可以通过免疫调节作用治疗抑郁症。

上述机制已经在动物研究中得到证实。

除了对抑郁症有作用之外，抗抑郁药也可能有助于控制IBD的疾病活动。这种益处可能通过其抗炎反应发生，与抗抑郁特性无关。

目前尚需要更多的研究，随访评估各种抗抑郁药治疗后的情况。采用疾病活动的客观标志物，以支持目前IBD研究中双向”脑-肠”连接的理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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