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秘密,白居易发现后说了五次都没人注意

人生在世,不如意事常八九,多的是求而不得、得非所愿,所以有时心态和看待事物的角度就显得尤为重要。封建时代正直且欲有所作为的文人士大夫,也有不少做到高官、得以一展抱负的,但仕途一帆风顺且乐享天年的,则几乎没有。即便如晏殊这种太平宰相、富贵闲人,也曾三次被贬,虽未至蛮荒之地,不致伤筋动骨,却也免不了淡淡的哀愁。

可见,对文人士大夫而言,贬谪实属常事,如若正直刚毅,则被贬几率更是飙升。一入池笼,漂沦辗转,若逢灾祸,更是辛酸。穷极则呼天,痛极则呼父母,倦极则思故乡,于是崔颢慨叹“日暮乡关何处是,烟波江上使人愁”,李白感怀“何处是归程,长亭连短亭”,杜甫确信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,李清照哀吟“故乡何处是,忘了除非醉”……

故乡似乎是一切的答案,是最初的开始,也是最终的归宿,在人世间经历风风雨雨摧残之后,便越发觉得那个回不去的故乡成为桃花源般的存在。然而,“兽在薮,鱼在湖,一入池槛归期无”,一脚踏入仕途的读书人,又有几个能像陶渊明那样不为五斗米折腰,唱着归去来兮,回到故乡安然而隐,“乐夫天命复奚疑”呢?

绝大部分还是在其中继续辗转罢了。究其原因,对古代读书人来说,如果不是祖上显达、家境优渥,入仕做官几乎是唯一的比较好的出路。这其中,从物质层面而言,是为了生计,为了更好地赡养父母、养育妻儿,从精神层面而言,则是忠君爱国、造福苍生的家国情怀的要求。

那么,在不断的辗转沦落中,他们又该如何自处,如何面对那回不去的故乡呢?答案是:聊作“中隐”,造福一方,此心安处,便是故乡。这是白居易发现的大秘密,是他提出的处世和自处的不二法门。这一发现,为千古以来那些“信而见疑,忠而被谤”、去国怀乡、疾痛惨怛的文人士大夫,提供了一剂疗愈良药、一个安心之方。

相比于陶渊明弃官而归的“小隐”,白居易为官一方的“中隐”无疑具有更为普遍和深远的意义。正如他《中隐》诗中所道:

大隐住朝市,小隐入丘樊。

丘樊太冷落,朝市太嚣喧。

不如作中隐,隐在留司官。

似出复似处,非忙亦非闲。

不劳心与力,又免饥与寒。

终岁无公事,随月有俸钱。

……

人生处一世,其道难两全。

贱即苦冻馁,贵则多忧患。

唯此中隐士,致身吉且安。

穷通与丰约,正在四者间。

絮絮叨叨,娓娓道来,尽显豁达通透的人生大智慧。而随“中隐”而来的,便是安心,便是归处,便是故乡,便是幸福。也许是太过激动于这一人生终极哲理的发现,也许是每到一地就要用这魔法进行自我安慰,老白仿佛不知疲倦地一遍又一遍在诗中喁喁自陈,前后至少说了五次。

第一、二次都是在老白生命中唯一一次真正被贬的江州(今江西九江)司马任上。第一次是在元和十一年(年),老白45岁,诗名《四十五》:

行年四十五,两鬓半苍苍。清瘦诗成癖,粗豪酒放狂。老来尤委命,安处即为乡。或拟庐山下,来春结草堂。

第二次是在元和十二年(年),诗名《重题》:

日高睡足犹慵起,小阁重衾不怕寒。遗爱寺钟欹枕听,香炉峰雪拨帘看。匡庐便是逃名地,司马仍为送老官。心泰身宁是归处,故乡何独在长安。

众所周知,老白刚被贬作江州司马时内心是极为郁闷、痛苦的,“同是天涯沦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识”,他的名篇《琵琶行》便是这种心境下的产物:“我从去年辞帝京,谪居卧病浔阳城。浔阳地僻无音乐,终岁不闻丝竹声。住近湓江地低湿,黄芦苦竹绕宅生。其间旦暮闻何物?杜鹃啼血猿哀鸣。春江花朝秋月夜,往往取酒还独倾。”而从他写下“老来尤委命,安处即为乡”“心泰身宁是归处,故乡何独在长安”这样的诗句来看,他已经找到了这一疗愈良方,并且在努力自疗,虽尚未忘怀长安,但至少伤痛开始渐渐平复。

到了元和十三年(年)冬,老白看起来终于升职了,被任命为忠州(今重庆忠县)刺史。之所以说“看起来”,是因为忠州地理位置比江州还要偏,所谓“巴山楚水凄凉地”,在当时看来实属蛮荒之地。

老白自己也在诗中一再哀叹并吐槽,如“山上巴子城,山下巴江水。中有穷独人,强名为刺史。时时窃自哂,刺史岂如是”“男儿未死争能料,莫作忠州刺史看”“昔游秦雍间,今落巴蛮中。昔为意气郎,今作寂寥翁”“流落多年应是命,量移远郡未成官”等等。

看起来是升职了,然而管的是像猿猴一样满山满野精力过剩的巴人(《自江州至忠州》:“巴人类猿狖,矍铄满山野。”),用的是脑僵手笨生硬如鹿的吏人,待的是市井热闹处都萧条如山村的地方(《初到忠州赠李六》:“吏人生硬都如鹿,市井萧疏只抵村。”),简直毫无前途,所以老白一边表面上感谢“恩深始得向忠州”,一边内心里深觉“虚受朱轮五马恩”。

然而,经过江州的磨炼,他毕竟还是看开了很多,毕竟还是升华了。到任当年(年),他第三次表达“此心安处,便是故乡”之意,写下《种桃杏》一诗:

无论海角与天涯,大抵心安即是家。路远谁能念乡曲,年深兼欲忘京华。忠州且作三年计,种杏栽桃拟待花。

看起来“心安即是家”之念越发坚定,然而下句还有“乡曲”,还有“京华”,只是因为路途遥远而不能念,因为念了也没用,只是因为年深日久而快要忘,因为不忘也没辙。他知道自己不会永远待在这儿,也没打算永远待在这儿,所以说“忠州且作三年计”,但他也努力把握现在、活在当下,所以“种杏栽桃”,尽情营造并享受生活的美好。

第四次,是他重回京城做官之后,因上书言事不被采用而主动请求外任,被任命为杭州刺史。这一年为长庆二年(年),老白51岁。出城之际,他写下《初出城留别》一诗:

朝从紫禁归,暮出青门去。

勿言城东陌,便是江南路。

扬鞭簇车马,挥手辞亲故。

我生本无乡,心安是归处。

这一次他是真的看开了、想通了,于是开开心心地上路了。有诗为证,《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,路次蓝溪作》中写道:

……

馀杭乃名郡,郡郭临江汜。

已想海门山,潮声来入耳。昔予贞元末,羁旅曾游此。

甚觉太守尊,亦谙鱼酒美。因生江海兴,每羡沧浪水。

尚拟拂衣行,况今兼禄仕。

……

自秦穷楚越,浩荡五千里。

闻有贤主人,而多好山水。是行颇为惬,所历良可纪。

策马度蓝溪,胜游从此始。

《马上作》中写道:

……一列朝士籍,遂为世网拘。高有罾缴忧,下有陷阱虞。每觉宇宙窄,未尝心体舒。蹉跎二十年,颔下生白须。……杭州五千里,往若投渊鱼。虽未脱簪组,且来泛江湖。吴中多诗人,亦不少酒酤。高声咏篇什,大笑飞杯盂。

五十未全老,尚可且欢娱。

用兹送日月,君以为何如。

……

贞元末老白30多岁,还不算老,那时候他去杭州游玩,对此东南形胜之地印象深刻。这一次人刚出京,心已神往,那江边名郡之倩影似已历历在目,雄壮的钱塘潮声似已澎湃入耳,鱼酒之美已在搅动他的肠胃,沧浪之水尤能安顿他的身心,他要泛舟江湖,和吴中诗人们饮酒唱和,放怀大笑,尽情欢娱,悠游岁月。这一次任职,仿佛是带薪休假,这一次出行,尽可以一路游玩。

二十多年来,他终于从世网中获得了解脱,觉天地宽大,心宁体舒,所以“往若投渊鱼”,迫不及待向五千里外的杭州奔驰而去。从后来大量歌咏杭州、盛赞西湖的佳篇名句来看,他是真的热爱这座城市,也是真的在此感到心安。

等到第五次表达“心安为乡”,老白已经真的老了。大和五年(年),老白60岁,在洛阳任河南尹,写下《吾土》一诗:

身心安处为吾土,岂限长安与洛阳。水竹花前谋活计,琴诗酒里到家乡。荣先生老何妨乐,楚接舆歌未必狂。不用将金买庄宅,城东无主是春光。

这时候的老白,已经住进了他晚年的安乐窝——位于洛阳长夏门东的履道里豪宅,边悠闲工作边安享晚年。从大和三年(年)春来到洛阳,直到会昌六年(年)逝世,他在洛阳住了长达18年,除了在河南尹任上当了约两年半行政长官,其他时间基本出于休闲状态,终日饮酒赋诗,呼朋唤友,纵情啸傲。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也是最长一段幸福时光。

我们知道,从孟子说出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”这一千古至言以来,古代读书人便将其奉为圭臬,然而在践行过程中却往往非此即彼,一旦无法兼济又不能独善,便常常陷入无穷无尽的痛苦之中。白居易的厉害之处在于,他在这两条路之间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地找到了第三条路,独善的同时又不失一定程度的兼济,不仅坐而论道,更起而行之,终于达到安处为乡、无地不乐的境界。

可惜,这一他发现并说了多达五次、可以让人间值得的大秘密,好像并没什么人注意。幸好两百多年后他的异代知音、“小迷弟”苏轼注意到并听进去了,并以绝世天才提炼成脍炙人口的名句,更以坎坷至极的一生践行,终于将这一伟大思想、人生智慧发扬光大。

经过黄州的磨炼,苏轼已彻底完成蜕变,成长为光耀千秋的苏东坡。元祐元年(年),他在京城与受“乌台诗案”牵连被贬岭南归来的王巩会宴,席上作《定风波·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》一词赠其歌伎柔奴:

常羡人间琢玉郎。天应乞与点酥娘。尽道清歌传皓齿。风起。雪飞炎海变清凉。万里归来颜愈少。微笑。笑时犹带岭梅香。试问岭南应不好。却道。此心安处是吾乡。

全词空灵清旷,柔中带刚,上阕称其与王巩粉妆玉琢、天生一对,赞其歌声清妙,如风起雪飞,能一扫炎瘴,下阕美其容颜愈少、品若梅花,最后以一问一答作结,得出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结论,既嘉其随王巩南行、随缘自适,也是夫子自道,寄寓着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。巧的是,当八年之后(年)苏东坡同样被贬岭南(惠州)时,他的侍妾朝云同样不离不弃、万里相随,可惜没等到北归之日便已长逝于惠州。

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,这短短七个字,从诞生之日起一直火到现在,无疑还将一直火下去。对古代的文人士大夫来说,因在外做官而远离故土,如果没有战争、饥荒、瘟疫等天灾人祸,故乡的变化其实是很慢的,如果有幸能活到致仕退休,还是有回到故乡的可能;而对当代人来说,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、城镇化建设的持续推进,我们的故乡早已在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急剧变化中面目全非,人也在这种变化中脱离了自然,剥落了天真,不断分裂、重组,即便你身在故乡,也早已回不了记忆中原来那个故乡。

古今巨变,地覆天翻,这不是年龄的阻隔,而是时代的阻隔,不是形而下意义上经验性的有家难回,而是存在主义哲学意义上超验性的无家可归。正如江弱水在《诗的八堂课》中谈到乡愁时所引斯维特兰娜·博伊姆《怀旧的未来》中的一段话:

现代的乡愁是对神话中的返乡无法实现的哀叹,对于有明确边界和价值观的魅惑世界消逝的哀叹,这也可能就是对于一种精神渴求的世俗表达,对于某种绝对物的怀旧,怀恋一个既是躯体又是精神的家园,怀念在进入历史之前的时间和空间的伊甸园式的统一。

故乡一词,承载了太多、太重、太纯粹的感情,然而,换个角度来看,所谓故乡,也不过是令人感到心安的地方。既然原始的故乡早已不存在,那么,就在流转不歇的滔滔岁月中,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浪潮下,随遇而安,及时行乐,再造一个故乡吧!这大概就是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当下的意义,永恒的意义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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